“吃完才知道买的是公鸡，按照传统说法，下奶的是老母鸡。”

　　王安也面临过类似的“窘境”。孩子生下来去打疫苗，夫妻俩连怎么抱孩子都不会。

　　作为官方记载中最后一名参加工作的地震孤儿，王安1995年成为唐山工人医院的一名电梯工。2002年，靠着自己的8000块存款和姐姐的3万元，他买房、结婚。

　　在王安妻子程霞的记忆中，生孩子后的一两年，因为长期一个人带孩子过度劳累，她总是生病。

　　“没了大人，凡事靠自己。”陈强说，这是孤儿面临的普遍现实，“不愿求人，也没有特别高的生活要求。”

　　缺失的“家”

　　十几年后，为人母的王英把家视为“孤儿的硬伤”。她身边从育红学校出来的同学，也多早早结婚，但从原配一路走过来的不多。

　　韩亚文的两个弟弟至今都称陈强为“大哥”，不叫“姐夫”。

　　在陈强和韩亚文心中，养弟弟就像养儿子。家里没钱的时候，弟弟想买球鞋，“不仅买了鞋，还塞了几块钱给他花。”

　　但韩亚文还是遗憾当时太年轻，不懂教育，弟弟的性格中有缺失。“直到现在，他认准你好，就掏心掏肺，觉得不好就不愿理你。”韩亚文把这种极端和幼稚的性格，归为家庭教育的缺失。

　　在育红学校集体中长大的王安姐弟也深有感触。他们感念老师和爱心人士的长期关怀，“经常收到月饼、新疆的马奶葡萄、碗口大的螃蟹。”王英觉得，在那个年代，政府、社会和学校已经尽全力保障了孤儿的物质生活，但“还没有意识去注意孤儿的心理需求”。

　　王英一直记得放暑假回唐山姑姑家探亲的感受——“起个大早做饭，雾气腾腾，家的感觉”。

　　姑姑带着他们去逛凤凰山公园、去承德旅游，欢声笑语的生活使得弟弟在开学后，一度哭闹着要回唐山。结果“被老师关了小黑屋”。

　　接触社会后，缺失的“家”展现了难以弥补的影响。

　　“自尊心特别强，”想起1988年刚工作的时候，王英说，“别人跟你说不应该这么做，根本听不进去，觉得受伤害。”她用了好几年的时间才琢磨明白，这种性格是自卑，“我们不像别人，做好做坏，都有个家在后面撑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