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此，长期从事农民工题目研究的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院长邹农俭反问：“难道珠三角地区就没有钱？京津塘地区就没有钱？”邹农俭说，外来人口聚集的区域都是经济较发达的地区，地方政府能否同等地对待那些对本地GDP作出巨大贡献的外来人口，尽不仅仅是钱的题目，“跟经济能力有关，但不是主要原因，主要要看各地决策者的‘意愿'.”
　　
　　邹农俭2009年在江苏苏州、无锡、常州、镇江、南京、南通、泰州、扬州8地调研，收集3000余份核查问卷，并撰写了《江苏农民工核查报告》。他接触的案例中有很大一部分人从珠三角地区转移到长三角地区打工，报告撰写阶段恰好是珠三角地区“民工荒”愈演愈烈之时，“户口实在不重要，关键是社保体系的完善和企业提升机制、技能等级培训制度的确立。”
　　
　　耐人寻味的是，在经济较落后的地区--贵州省贵阳市，当地政府在财政能力薄弱的情况下，依然能“从牙缝中挤出”每生每年200元的经费来资助民办学校接纳农民工子女就读。在宁夏的银川市，地方政府也拿出3000万元支持NGO组织开办“新公民学校”。
　　
　　数据显示，贵阳市2008年有9万余名农民工子女在民办中小学就读，民办学校承担了约70%的农民工子女的义务教育任务。
　　
　　贵阳和银川的做法会令实际上要富裕很多的地区的决策者感到汗颜。
　　
　　实际上，为外来人口提供服务应当成为输进地政府义不容辞的一项义务。2010年以来，中心政府把“社会治理创新”提到了一个较高的层面，而让不同人群和谐共处，携手融进不断发展的产业化、城市化图景中，是当下社会治理亟须破解的新课题。
　　
　　对于输进地政府来说，拿出一部分钱来为外来人口服务实在并没有某些人宣称的那么困难。以上海市奉贤区为例，该区2010年全年实现增加值429.09亿元，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14.53亿元，第二产业增加值280.08亿元，第三产业增加值134.49亿元，二、三产业对增加值的贡献率合计达97%.而尽大多数外来人口都供职于二、三产业，一些领域如汽车配件、物流装备、纺织服装等，外来人口供职比例甚至超过本地人口。
　　
　　反观该区财政在外来人口可能会享受到的一般公共服务（3.43亿元）、教育（9.78亿元）、社保和就业（4.61亿元）、医疗卫生（2.79亿元）等领域的投进，不过是其对地方经济贡献率的一小部分而已。
　　
　　再看上海市令人“叹为观止”的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投进，假设奉贤区所有16所民办农民工子弟学校均有1000人的规模，以每生每年2800元财政投进计算，政府财政总投进约4480万元，其中包括市级财政和区级财政两方面的投进。
　　
　　上海市教科院普教所副所长汤林春近年来致力于研究《农民工子女就读城市公办学校的文化严重冲突与融合》课题，在他看来，农民工子女在上海读书早已不是题目，现在要研究的题目是“怎样让他们读好书”。
　　
　　“能用钱来解决的题目，不算是真正的题目。”在农民工子女读书题目上，汤林春以为没有必要算“经济账”，“这是一个社会效益题目，不是花钱多少的题目，把外来务工职员子女教育好了，既有利于城市目前的稳定，又有利于城市未来的发展，算得上是一项人才储备战略。就算是光看经济上的投进产出，也是尽对划算的一件事情，关键是这个明白账，是不是各地都真的专心算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