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农民工子女就读题目，上海、北京、银川、贵阳等地的做法迥异
　　
　　同等对待不仅是“钱”的题目
　　
　　在对长三角地区外来务工青年及农民工政策的采访中，记者感慨最深的就是“真诚”二字。究竟什么样的外来人口政策才是“真诚的”？受益者本人能感受到，旁观者也能窥知端倪。
　　
　　在江苏吴江，“6万元政策”（详见本报2月23日五版《一个全国百强县的“留人之道”》一文）从表面上看，不过是一个地方经济实力强弱的题目，而实际上，记者感受更多的是政策制定者的“真情”。
　　
　　很多人只看到了“6万元政策”的现在，却不曾看到它的过往。吴江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副局长朱虎金全程参与了上述政策的制定，他告诉记者，这项政策最早的雏形实在是“3万元政策”，即政府、企业各出3万元，房地产开发商再让利6%.
　　
　　随着房价、物价的上涨至，这项政策也在不断调整。第一年是3万元，后来开发商不愿让利，多方斡旋之下，调整为4.5万元，2010年涨到了6万元。2011年前5个月，吴江市人社局已收到“6万元政策”申请逾300件。
　　
　　另一个颇有说服力的“真诚”的例子是上海的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补贴，与外地的做法截然不同。
　　
　　继2006年农民工子弟学校“封闭潮”之后，2010年8月中旬，北京郊区再度掀起新一轮撤并风潮。北京市教委两次大规模取缔农民工子弟学校后的官方说法是--“各公立学校会无条件接收被撤并的农民工子弟学校的学生”，“在校生一个都不能少”。而实际情况却是，有媒体表露，2006年的那一次撤并之后，1.5万余名农民工子弟学校的学生，最后仅分流了4000余名，很多学生被迫回原籍了。
　　
　　同样是特大型城市，同样面临人口控制困难，同样拥有比较宽裕的财政经费，在很多人眼中，上海的做法较之北京显然“大度”得多。其中的原因与“钱”无关，而与地方政府的“意愿”关系密切。
　　
　　上海市奉贤区民办曙光小学校长韩国猛脑海中有一张清楚的“补贴增加表”--2008年“上海模式”试行伊始，对农民工子弟学校每生每年的补贴是2000元，2009年涨到了2500元，2011年的年初是2800元，“物价一直在涨，2011年下半年已经进步到每生每年3000元。”
　　
　　从事农民工子女教育工作十几年来，韩国猛对上海市的相关政策如数家珍：“近几年变化尤其大，越来越规范、细致。政府可不是白给你那么多钱，要考核你的教学质量、办学环境，还要接受财政审计。”
　　
　　虽说现在过上了“不差钱”的日子，但韩校长的办学压力却越来越大。他得到一个可靠的消息，上海市教委将要出台更细致的农民工子弟小学绩效评估方案，学校将被分为4类--一等校、二等校、三等校以及分歧格校，“一等校将会拿到更多的政府补贴和投进，分歧格校将要关门。”
　　
　　为此，曙光小学在为每间教室配备多媒体设备的同时，也在着力加强软件建设。教师培训、教材更新、学生本地化治理等，一切软、硬件设施的改进均以《上海市教育发展规划纲要》中的具体要求为蓝本。
　　
　　一些人或许会质疑，上海、吴江都是经济发达的长三角地区城市，能够出台上述政策不过是由于“有钱”而已，他们的政策对其他城市并不具备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