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放心，农民工孩子没失学
　　
　　小安（化名）原来是北京市石景山区春蕾打工子弟小学的学生，学校被拆了之后，她已在平谷区第二小学的六年级读了一个学期。她的30个同班同学，和她的经历一样。
　　
　　“石景山区去年拆了3所农民工子弟学校，是春蕾、太和、红星小学。那里的孩子们现在都去了公立学校。”公益团体“同心希望家园”负责人马小朵说。
　　
　　平谷区第一小学、平谷区第二小学从3所农民工子弟学校各年级里选考了孩子，“就按平时在学校的成绩，优秀的就挑走了”，剩下来的所有学生都集中到蓝天中学。蓝天中学原来收的就是打工子弟，现在将一些平房改建成了小学部，而3所打工子弟学校的老师，也随学生到了这里。老师也是打工子弟学校的老师。
　　
　　在新学校，小安的妈妈有喜有忧。
　　
　　“和原本的民办打工子弟学校比，现在学校的环境条件好多了。原本打工子弟学校的老师负责教语文数学，公立学校老师教英语体育，教学质量好些，孩子吃得比较好，还有鸡腿。”
　　
　　“但是公立学校下午3点多就放学，孩子没人看，不像原来打工子弟学校的老师会看到7点。我们都忙着打工，根本不可能来接，这挺发愁的。而且光饭费就要200多元，原本的打工子弟学校一个学期大概600多元，也不用饭费，离家近，孩子都回家吃。”
　　
　　而在朝阳区，采取的办法是孩子们进了“民办公助”学校。
　　
　　“民办公助还是私立的性质，校长是教委委派的，一般是原来朝阳区的老教师，或者退休的老校长。”公益组织“农民之子”的项目负责人王春华说。
　　
　　“2010年就尝试开设了两所，一个是安民学校，一个是星河双语学校，据农民工家长和孩子反映，效果还可以。”
　　
　　在海淀区，较多的孩子进了附近的打工子弟学校，进公办学校的“还是比较少”。
　　
　　而在大兴区，关闭了10多所农民工子弟学校后，“公办学校接收孩子的很少。也就是少数家长办齐了五证，最后学校收了。”
　　
　　最后的结果是，基本上学校全都重开或者合并了，学生都回到了农民工子弟学校。
　　
　　老师，您往哪里去？
　　
　　原来在红星农民工子弟小学二年级“什么都教”的李爱枝老师，准备要离开这个职业了。
　　
　　从2009年教书开始，她每月是750元的工资，去年刚涨成了四位数，1200元钱。当她正盼着工资再涨一涨时，拆迁来了。
　　
　　她班上的20多名学生，因为拆迁走得剩下十来个。再后来，整个学校也被拆迁了。
　　
　　她们一共9个老师，4个去了公办学校，她听说，“工作压力挺大的，累得要命。”“待遇比以前好了，有的能拿到2000多元了吧。”
　　
　　马小朵介绍，在石景山区，30多名老师，返聘9人，大概每个学校选了三分之一的老师返聘，没选上的就自谋职业。
　　
　　而李爱枝老师她们，校长给推荐了一个有办学资质的民办学校。“4个老师去了。因为太远，我有孩子要带，就没去。”
　　
　　王春华介绍，在朝阳区，一部分老师进了民办公助的学校。教委统一开了重新聘任的会，会上民办公助的校长发表了一下演讲，介绍每个学校的状况，教师就自己写应聘简历投给校长。
　　
　　“老师失业的问题，学校没有负责，政府也没管。还不如2009年在拆迁影响下，有几所学校关闭，像大兴的龙海学校，政府还按劳动法对工作年头长的老师给了失业补偿。”
　　
　　公益组织工作者们了解到，这一年多来，不少接收农民工子弟的学校已经出现了“缺老师”现象。
　　
　　“这是为什么？我们分析，可能新进来的老师不多，但是离开岗位的却有不少。”
　　
　　“原来许多老师觉得，国家政策可能对打工子弟学校的老师有安置，农村老民办教师转正会受鼓励，但是近两年打工子弟学校关得很快，对老师的去向似乎并不在意。有些老师觉得没有必要再坚持了，觉得不会再有对他们有利的政策，一部分老师就流失了。”王春华说。
　　
　　“现在学校的解决方法是，如果实在不行，就由一个老师多带几门课，这种情况还是比较常见的。”
　　
　　“现在还没确定要做什么，还没打算好，也不想干这一行了。”李爱枝老师最后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