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16日，《昆明日报》用4个整版公布了从市委书记、市长到5区、1市、8县及市直各部门党政领导班子成员的联系电话，同时详细刊登了各领导的职务分工情况。这一报纸专号在市民中引起强烈反响，报纸很快被一抢而空。为了使更多的市民获得这份报纸，《昆明日报》对专刊进行了再版印刷。(据2月18日《中国青年报》报道)

　　“官”“民”互动资源缺乏，是不争的事实。为什么有人将政府官员的电话号码汇编起来，就能拿去卖钱？为什么某个市长公开设立一部热线电话或公开电子信箱就能成为新闻？为什么一张刊载领导干部联系电话的报纸能够“洛阳纸贵”？

     正是市民对于获取官员联系方式“饥渴”的表现，也是对畅通“官”“民”沟通渠道的迫切需要，也是对政府与民众之间更多有效互动制度的呼唤。

　　有效沟通与互动的制度设计，一是“官”“民”平等对话的基础与条件，二是任何一名官员都应向民众负责，向民众寻求其权力的正当性，接受民众的监督、质询与问责。

     不少地方的人代会，在具体的操作中有时并不能完全担当起促进官员与民众沟通对话的功能，难免沦为“橡皮图章”，甚至出现了在广东省两会上人大代表尖锐发言屡遭打断的尴尬场面。另外媒体也没有完全担当起保障公众知情权、监督权、参与权的功能。

　　当市民的一个电话，就突破过去某种人为的阻碍，直接找到书记或市长，其所赋予的沟通想象是显而易见的。

     有人质疑，昆明之举这种过份依赖或看重官员联系电话的做法，有偏于行政程序设置，假设公众所有的问题都能在具体的职能部门得以解决，那么有没有更高级别官员的电话都无关紧要。

     这种说法固然不错，但同时也应当看到，公众对于“联系电话”的需求，不光是出于解决具体问题的需要，更是对一种通畅对话机制的渴求。

     如何建构一种官民之间沟通无碍的制度体系，才是昆明“一纸风行”所寓含公众诉求的实质所在。

　　政府与民众之间一种有效沟通与互动的制度设计，其实是一种民主政治的制度基础。这也许不是公开政府官员联系电话就能承载的，但它必然进一步激活民众的想象，并以这种方式一点一滴地启迪“官智”。

　　□杨耕身(湖南 编辑）